以前为了保证人民基本的生活需要，国家在放开其他产业的同时，仍然紧紧抓住农业不松手。为什么？因为农业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同时也是全国人民的生死存亡问题。从巩固政权角度来看，在过去，必须要让人民有饭吃，否则社会将会出现动荡。换句话说，农业问题的重要性，值得国家亲自掏腰包。而今天，在人民生活水平已经大大改善的今天，是否应该考虑，降低这个“国家亲自掏腰包”标准的门槛，让教育和医疗事业也进来呢？因为在今天，人民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温饱了，国家的建设目标也在向“全面小康”迈进。可是如果人民吃的起米却吃不起药，上得了街而上不了学，仅仅满足于“不饿死”，能算得上是小康么？所谓“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任凭某些专家说得再好，一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中国大多数人生不起病，上不起学。如果你说这些产业化失败了，那么毫无疑问我们要另辟蹊径；如果你说他们成功了，那么所谓的成功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样的成功又有什么用呢？

诚然，我们不能一味地厚古薄今，应该看到，人民的医疗教育水平虽然不高，比起过去还是要强得；虽然以前完全实行公费医疗，但是人均寿命和健康状况仍然是今天较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提升是和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不相匹配的，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一片大好的今天，群众本该享有更好的医疗和教育待遇。好，但是不够好，这就是体制上的问题了。

对于医疗和教育产业化，我个人认为，在人民生存已经不成问题的今天，教育和健康已经成为人民的主体需要，中国要想真正建设和谐社会，仅仅满足于喂饱老百姓是远远不够的。医疗，教育，已经上升到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高度。在这样的要害部门，任凭其产业化，是不明智的，就好像能源、粮食部门不能搞完全产业化一样。中国需要发展经济，但是不能从这些方面发展经济；老百姓并不在乎人均gdp多个百把美刀，大家只希望能看起病，能上起学。所以，教育和医疗机构，是绝对不可以以营利为目的的。据笔者所知，现在许多医院学校虽然号称事业单位，但也已经从政府脱离开来，自负盈亏。敢问如果一个单位自负盈亏，那么它还能不想方设法营利么？所谓“所有制不变条件下的医疗改革”，不过是一块遮羞布罢了。学校也是如此，而当今的教育制度，重高考择校制度，无疑加剧了这种有利于经济无利于民生的恶性竞争。

原来的医疗教育制度难以获得理想的效果，问题不是出在制度本身，而是因为没有好好的执行。机关浮肿，人浮于事；大锅饭，不思进取；贪污腐败，缺乏责任心和自觉性。这些问题，根源在人，却不在制度。要改革，理应是改掉人，现在却把不该改的政策改了，该滚蛋的那批人却还在那里继续钻另一套政策的空子。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改多少次也没有用；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一次也不用改。中国的问题，往往出在人上。而止不住腐败就干脆把整个政策改革掉，就好像治不好近视眼就干脆换角膜，未免有偷懒之嫌，更不消说此举等于宣告“国有就一定会腐败”，显然是荒谬之极。

如果教育部门和医疗部门由国家统一管理，会不会成为国家的负担呢？负担是一定会有的，但是要看像对于解决全国人民医疗教育问题这样的结果，这负担值不值得。以医疗为例，现在的药价虚高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而若把所有问题都推给药厂或者医院，也不合理。毕竟家家都有难念的经。真正的问题，在于混乱的药品采购机制，在于繁多的中间销售环节，在于不透明的销售机制，在于环节中部分人疯狂地聚敛金钱。如果药品供销重新由国家掌握，便可免去许多烦恼，药价决不会像今天这么贵，感冒也不需要去花个几百元作一个ct。没有哪个国家的医疗事业是靠着这样的暴力才能生存的，我们中国也没有必要去惯这个毛病。同时加大对“医疗公务员”的监查力度，坚决杜绝贪赃枉法。这样的话，国家即便真的负担起医疗行业的开销，其负担也不过是现在全国医疗开销的一到两成而已。

有人怕这样会触动既有利益，导致生产积极性的下降。我倒觉得大可不必担心。如果说今天的医疗行业是个金饭碗，那么理想中的医疗行业因该是铁饭碗。在中国，铁饭碗还是很吃香的，从每年报考公务员的热度就可见一斑。也有人认为看病难其实是医疗部门没有真正市场化的原因，其实我们寻求的是真正的国有化，而官僚腐败并不是国有化的；诚然现在看病难的确与地区保护主义和官僚主义有关，但是国有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处理好细节就有望成功，而产业化带来的对利润的追求导致竞争进而导致药价上扬，这样的结果是现阶段我国广大人民无法接受的。教育部门亦然。

有人可能要拿出欧美发达国家的例子来证明产业化的好处。但是请你注意，美国是什么经济状况，美国是什么人口状况，再请你打开历史书看看，当美国的社会生产力和人均收入和今天的中国相仿的时候，是不是考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发展起来的？远的不提，看看二战后的日本，是如何崛起的。应该说，二战后日本经济虽然遭到惨重打击，但其深厚的工业技术基础加上西方国家的大力援助，再加上日本当时人口稀少，其境况也与我们相若，发展经济的欲望甚至有甚于我们。他们的卫生教育事业，又是如何发展的？难道日本人不知道免费医疗和教育会影响他们的经济发展吗？当今中国的问题，决然不再几千亿的gdp上，顶着数值不放，却忽略了人民的幸福的健康，只会让我们的经济发展成为第二次大跃进。将医疗和教育事业收归国有，只要解决了“人”的问题，让这种政策正确地得以贯彻，对国民素质的提高将是不言而喻的。事实证明，一个大国的崛起，需要的并不是每年多个几千亿的gdp，它需要的是高素质的，由着健康体魄和健全思想的国民。

红楼梦无愧为中国文学史乃至人类文学史第一奇书。其内涵已到了无法以“广阔与否”来形容的地步。套用狄更斯的一句名言，她什么都没讲，她什么都讲了。一部红楼，无论从什么角度解构之都不为过。究其原因，在于红楼以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为基础，创造出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从这个角度上讲，把红楼世界看作一个小小宇宙也是未尝不可。你可以怎么研究宇宙，就可以怎么研究红楼梦。再者，红楼梦中悲剧的深层次原因，是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是人类感性与理性，审美与功用，道德与现实的永恒矛盾所在。这种深植于人性的感情，使其悲剧性能够超越时空而永久不灭。

个人认为，红楼首先是曹雪芹自己生活的一个缩影。设身处地地融入情节之中，将自己想象成曹雪芹一样阅尽繁华衰败的人物，就不难在字里行间过体会出深深的队昨日的怀念和“繁华落尽，人生无常”的感慨。

红楼中的神话色彩，使曹雪芹对生命本真探寻的过程。应该说，如果没有警幻仙境，没有玉石前缘的描写，红楼梦仅仅是一部很平庸的小说，至少没有今天的地位。正是小说中处处挥之不去的对前世今生的结构与照应，使得对人性的探求可以超越人的生命本身，上入天堂下达地狱，不受生死轮回所限，从而超越一切功利性，进入最本真的审美状态。

当对道德的探求超越了历史环境的局限，超越了尘世的一切功利性，而完全回到人性本身，问题就变得既简单又复杂：现有的道德与人性是矛盾的，而且永远无法统一。简单到残酷。

实际上，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地方，即所谓“人性”之所在，即在于对已有现实的超越欲。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性及其产物是永远不可能与现实媾和的，始终是超越性的。而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就那个年代时而言，道德永远是与“人欲”对立的。而道德不总是正确的，人欲不总是错误的，人类就在道德和人欲的挣扎中，如正弦曲线般浮浮沉沉地走过了历史，走到现在。人类追求的一切，从来是（追求之时）无法实现的，人不可能完满，必须在人欲和道德中选择其一；而无论选择了哪个，又永远不可能将其发挥到极致。人类永远不会圆满，但又将永远存在。这就是人类存在最根本的悖论。

红楼梦正是将这种悖论，这种人性的悲剧性发挥到了极致。在我看来，曹雪芹并无意塑造完美的反传统，反道德的形象，比如宝玉对他父亲总有根本上的畏惧，对于所谓“迂腐的学问”不屑一顾，本质上也是从一个迂腐到另一个迂腐，五十步笑百步耳。对爱情，虽然与黛玉倾心，却总放不下宝钗的温柔贤淑。须知，温柔贤淑，在任何价值观下都是美德；而黛玉的种种小脾气，也不尽都是好的。传统也有可取之处，反传统的也不都是更好的。所以才有了宝玉的左右徘徊，所以才有了一段因果孽缘而不是天赐良缘。而这种徘徊，则是人在生命中于现实功利和理想审美间的彷徨的真实写照。须知理想虽美却未必能使你继续生存下去，现实功利看似俗不可耐但它从根本上对人类最基本欲求的满足是每个人不可能也不应该拒绝的。

大观园上下次要人物的描写，虽不是简单的敷衍了事，但也决不像某些红学家所言那么字字珠玑。首先，这是完善故事情节，更重要的，完善这本小说的世界观的重要步骤，是支撑起这本书的精神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很可能是曹雪芹早期生活中众生相的投射。就我个人看来，这些人纠杂在一起，不仅推动了故事暗线和明线的发展，更在角色不断互动中，展现出“众生芸芸”的“芸芸”状；又极写荣宁二府的上下关系，往往先有其人，再回过头来解释他的身份，刻意使人物关系模糊复杂，让读者摸不着头脑，却又不使这种复杂影响读者对表层意思的理解，正是想突出人生根本的荒诞性与人在生活中的盲目性。

大观园作为故事的舞台，在小说开始一段后使建成，从其建成的原因来看，正是荣宁二府对权势追捧的结果，是封建道德伦理的产物。元春省亲一节，亲人之间的封建礼数理所当然又荒诞不经，这一出出表演无疑给大观园的深层含义打下了厚重的基础。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一部《史记》，不知得到了古往今来多少人的赞美之词。不仅仅因为其在史学上的重要价值，更在于其卓越的文学和思想成就。

对于《史记》中气象万千的表达手法和表现出来的气壮山河的悲剧美，前辈学人早已有过详尽的论述，不敢再作赘述。然而细究《史记》中悲剧之美的根源，探察《史记》能够异于其他正史或野史而以独一无二的姿态屹立于文学之林的深层次原因，私以为尽在“超越”二字。对于此，诸位前辈阐之未尽，这里姑且作一小论。

何谓超越？就是指对某种既有极限的突破，这个极限可能是可见的乃至量化的实在事物，也可能是某种公认的道德或价值界线。这个极限的存在，一方面讲，小能够限制一个人的行为而保护其人身安全，大则能够规范一定历史时期内群体的思想行为而维护社会稳定。然而这种极限也限制了人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当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或者面对重要的机遇转折的时候，个人往往能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而群体则有可能实现思想的启蒙和社会的变革，这就是超越精神。

超越精神控制着人类不断挑战已有的极限，也使得人生的目标不断提升，直至超越人生本身，确立起对身后或者来世的目标。这种超越生命本身的目标，在西方往往是某种科学或宗教信仰；而在古代中国，则往往是对仁义信孝等等传统美德的追求。而这种超越理性乃至超越生命的追求，最终与残酷的现实碰撞出悲剧的光辉。

回过头看《史记》，从作者司马迁的身上，就能发现非常强烈的超越精神。他年少饱学，忠心不二，却不为汉武帝理解，反遭腐刑之苦。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刑不上大夫，尤其是腐刑这种带有明显侮辱色彩的刑罚，对于传统的中国士大夫，绝对是生不如死的。即便在《报任安书》中我们也很难推断究竟是他始修《史记》在前还是遭受腐刑在前（从《史记》内容的倾向性来看更可能是后者），但是有一点绝对是肯定的：尽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是司马迁最终选择了将《史记》这个更伟大的“后”留给了后人。《报任安书》中不难看出他决定苟活前的彷徨与痛苦，但是他最终作出了这样的选择，超越了传统的士大夫价值观念，从而为后人留下了这一宝贵的财富。

而这种超越精神，也被自然而然地带入了《史记》的文字中间，并成为了《史记》悲剧美的深层次来源。对于《史记》悲剧美的根源，一直有所争论。一说认为《史记》悲剧美的根源在于封建的道德观念，这种说法很难成立，因为直到今天，即便对于从未经受过传统道德观念浸淫的外国人，也可以从《史记》的故事中获得震撼，而项羽本纪作为《史记》中最有光彩的一篇，其悲剧模式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悲剧，又有几多相似。这种悲剧，更多地是基于某些人类共同的感情，而非一国的文化传统；另一说认为这种根源在于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这种说法很正确，但并没有进一步探究。为什么在面对现实立于理想的矛盾时，人们选择的不是屈服，而是全力冲击，粉身碎骨亦不足辞？还是人类内心深处的对既有事实的超越欲。所以，《史记》的悲剧，不仅仅是中国人或者中国封建文化的悲剧，更是人类的悲剧，人性的悲剧。也因为这一点，才使《史记》的魅力能够跨越时空，不受价值观改变的影响，愈久弥新。

这种超越精神，在《史记》中更多地以悲剧的形式体现出来，通过对历史人物悲剧命运的倾注心血地描写，司马迁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人在绝境之中奋起反抗，面对强大而不可更改的命运，用自己的生命作最后的抗争的壮丽画卷。项羽本纪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垓下之围，项羽只身带领二十八骑，面对汉军强势的追兵，完全不为所动，一如胜券在握般坚定坦然：

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馀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乡。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於是项王大呼，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这种气魄，那里是败军之将？分明还是那个力能扛鼎，所向披靡的西楚霸王。斩将夺旗，如同儿戏。这里司马迁赋予了项羽无穷的勇力。至于项羽到底有没有这般勇武，已经不重要了，正如对于此时的项羽，胜负也早已不重要了。他在败军的命运面前，在谈笑自若间暗自抗争，去完成对人生命运的超越。

如果说在这里仅仅能看出项羽的勇猛，那么乌江边的英雄末路，则是这种超越之殇的悲剧高潮：

於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义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原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於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馀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

这里的一段描写，更毫无疑问地大多数出自司马迁的“一家之言”。面对东山再起的机会，项羽仰天长笑，自言“天亡我”。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命”是不可违的。项羽认命了，但他还要把握自己的“运”。于是，他短兵相接，一人击杀汉军百计。他对悲剧现实响亮的回答：我承认我必定失败，但绝不输在现在；我只输给无形的“天”，但绝不输给任何面前的敌手。最后面对故人，他坦然地自刎而死，在他眼里，他并非被汉军击败，只是为了报答故恩而“为若德。”只有项羽自己才能打败自己，在司马迁笔下，项羽就是永远不败的战神。项羽所代表的悲剧精神，正是加谬所说的：“要对生活回答‘是’，要对未来回答‘不’”（加谬《西西弗的神话》）——即在绝望中怀有真诚的渴望，在绝对的失败中谋求永恒的奋进，在黯淡的世界里力求使生命富于价值这样一种精神，我们称之为悲剧的超越精神。超越精神“不是叫人逆来顺受、无所作为，而是一种抓住不放斗争到底的精神”（柯列根《悲剧与悲剧精神》）；超越精神又是一种将悲剧感导向崇高感的净化精神，它引导人们从人生的痛苦和失败中拔身出来，正视悲剧并与悲剧相抗衡，从某种意义上战胜和超越悲剧，走向昂扬和振奋。正如前所说，这以且应该仅限于司马迁的一家之言，那么这种超越的存在，也正是司马迁本人超越生死荣辱的真实写照。

除了面对生命的超越，司马迁还着力刻画了面对文化的另一种超越。众所周知，儒家是我国长期以来居统治地位的思想流派，后世史书，多从儒家角度，判断是非，裁定历史。而儒家一贯强调“中和”之美，《论语》中宣称“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艺术上，崇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人格上，则崇尚“温柔敦厚”。所以历来史诗中，往往只有顺应天意而成功的王者，却缺少反抗压迫而失败的勇士，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缺少失败的英雄。”但是司马迁却以直面人生的激情让他笔下的悲剧人物尽情地渲泻心灵的呼声和悲愤，极端地展露他们倜傥非常的人格，不肯调和地暴露历史的残酷性。从这个角度上讲，司马迁完成了一次对中庸精神的超越，他不吝笔墨所歌颂的人物，往往谨守忠孝却又不拘小节，个性飞扬而又不致轻浮。这种笔法，难以找出大段的事例，却作为一种精神存在在《史记》的字里行间。《伍子胥列传》中，伍子胥得知被赐死以后，高呼：

“嗟乎！谗臣嚭为乱矣，王乃反诛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时，诸公子争立，我以死争之於先王，几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吴国予我，我顾不敢望也。然今若听谀臣言以杀长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乃自刭死。

身为人臣，却诅咒王死国破，在传统观念中，乃是大不敬，吴王自然没有放过伍子胥，将其尸身沉入江中喂鱼。史书记载到此，也就当罢笔了。然而吴国人民又在江上为其立祠。这看似可有可无的一句，却是司马迁托吴国人民表达出了自己对伍子胥的肯定和惋惜。这种“明目张胆”为“反贼”“立祠”的行为，只有太史公敢为，因为在他眼中，孰是孰非早有公断，而拳拳爱国之心又哪里是君臣纲常可以束缚得了的？在人被伦压迫的年代，只有司马迁敢于高举人性的大旗。而最终伍子胥的预言成真，从另一个角度打倒了吴王，这种人性高傲而不可战胜的特性，则是司马迁借古人言说的又一次超越。

而在《伯夷列传》中，司马迁一反传统儒家的看法，借伯夷叔齐之口高歌：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適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反问古今，“怨邪非邪？”又借太史公之口，对他们的精神给与肯定。一直以来，伯夷叔齐背负着孔子的讥讽，实际是以他们为不识王道而备天命的反面教材。而司马迁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说法，把人性上升到与天命相当的高度，对于历史上在天命旗帜下的种种血腥行径，厉声质问“以暴制暴兮，不知其非矣！”这种勇气，这种反叛精神，这种对传统的背离与超越，无愧于“绝唱”之名。

鲁迅先生说过：“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司马迁正是将人类历史中人性、人的美、人的善与人的尊严被无情的践踏表现得淋漓尽致，使《史记》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具有超越精神的悲剧集。在《史记》中，好人往往不得善终，屈原正道直行，赤胆忠心，但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愤而投河；伍子胥忠于夫差，直言敢谏，却被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在《史记》中人性既脆弱又冷漠，戚夫人被妒恨的吕后制成“人彘”，令人惨不忍睹；项羽一代英豪，临死时将自己的身体送与同乡请赏，尸体被争夺得四分五裂。在《史记》中，充斥着整个世界的是利欲熏心、权力相倾、无爱的政治婚姻和冷酷的父子兄弟关系。在《史记》中，随处可见的是对帝王们辛辣的讽刺和讥嘲，以及对不公平的社会制度的怨愤和仇恨。但就是在这样的文字里，今人借古人的足迹，完成了一次又一次对人性的超越。

十年。

我人生的一半。忽然没有了意义。

一半的生命被抽空，另一半返回过去的懵懂，却有伤痕隐隐作痛。

我用这一周来接受这个事实。可是还没能完全接受。直道今天，我才能够恢复一点点理性，把这件事混乱不堪地归为文字。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更还没来得及缓过神来，去咆哮，去流泪，去绝望。

我不哭，不难过。因为我已经想不起来怎么去哭，去难过。

我还需要时间来说服自己，这个不是梦。

都结束了，没有争吵，没有惊天动地，没有彗星撞地球，没有世界末日。山棱依然，天地遥望。

peace.fucking peaceful peace.as peaceful as death.

哀莫大于心死。

我要想一想，没了她，我的理想要怎样重新构建？或者我得理想还能不能重建？

万念俱灰。

是我让她离开的我。我明知道。可是我不能不做。做那个她讨厌的人。

我是太阳，所以我融化了天使僵掉的翅膀；天使飞走了，她怕烧伤。

命运？也许吧。更像是一次赎罪，赎我在最不应该离开她的时候离开她，而让她心中不再有爱的罪。

万幸。她开始相信我了。或者，她开始相信这个世界，总是有一些人在爱她。

虽然她不一定会和他在一起。

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也满意了。

麻木的眼神，天空中划过天使的翅膀。在继续麻木之前，有一秒，透出了欣慰与鲜活。

再见了，我的婆婆，我的小动物，my sweetie,我的公主。

快乐地，走好。

带着爱。

游·寓·辩

             ——庄子的文学特质

庄子为文之风，早已被先人“汪洋恣肆”完美地概括过。然未通读内篇之前，也不过是空闻其说而不得其意。直至今日通读了一遍庄子内篇，虽其文用字古僻而难以得其全貌，但观其行文，思其用意，却对“汪洋恣肆”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庄子的汪洋恣肆，细细品来，似可以其文中频频出现的三个字再作解释：游、寓、辩。

庄子之游，在于其行文之宏大、清健、轻灵，时而仿佛如巨鹏游于天地之间，“其翼若垂天之云”“口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逍遥游》），引用经典，描绘出那一飞冲天之清健，一如少年得志般的昂扬。忽而羽化登仙，御风而行，成至人而“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游”“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以其气势非凡的想象力，开阔出一片宏大的诗意天空，抑或“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展示给我们时间上的宏大壮美。忽而又梦为蝴蝶，轻灵然游于万物之中。（《齐物论》）以小处见大，如梦的描写折射出人性在自然中的觉醒和人性重新融于自然的纠缠。其行文大开大阖，气象万千。游，不仅仅是一种行文的风格，更是庄子的一种人生态度。庄子内篇其实更像是一位世外仙人在人间的游记，御风游遍名山大川，俯视观尽天下苍生。庄子本人也在时间中游离，彭祖之寿与蝼蚁之寿，在他眼中都是等同的生命。他的眼光穿越时间去搜索生命的真相，然后回到现实时，已飘飘然于尘嚣俗世之上。

庄子之寓，却又是另一番景象。庄子翩然乎世外的时候，却不忘向人间一瞥，撷取人间百态中有代表性的片段，转而用于人间。庄子善用寓言，或自编自语，或引经据典，以寓说理，一如庄子自言，“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比起游的潇洒超然，讲着寓言的庄子，更多的是智慧，是沉稳，是对人间的留恋、忧思，以及偶尔的嘲弄。《庄子》内篇及外、杂篇中的许多篇目，都以寓言为文章的主干。大量运用充满“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天下》）的寓言，使《庄子》的章法散漫断续，变化无穷，难以捉摸，却在一个个片断中存在着某些关联，用一条红线将精美的寓言似断还联地接起来，在看似闲散恣肆的行文中却有思想的暗流涌动。如《逍遥游》前半部分，不惜笔墨，用大量寓言、重言铺张渲染，从鲲鹏展翅到列子御风而行的内容，并非作品的主旨，只是为了用他们有待逍遥，而“至人无己，圣人无功，神人无名，”这个主题句，却如蜻蜓点水，一笔带过。这并不是主次不分，而是将真正的道理寓于寓言之中，使读者未及结论，却已然受了庄子思想的熏陶渐染，直道结句出现，如画龙点睛，一语道破，令读者恍然大悟又接受得在情理之中。

庄子之辩，则真正寓于游寓之中。在寓言中，大小之辩，短长之辩，绝不鲜见。庄子虽然行走于尘世之外，却并不妨碍庄子对世间之事有着自己的观点。但庄子之辩，绝然不同于孟子或纵横家。孟子之辩，气势傲人，引经据典，反复陈说，以一己之逻辑俱事理强加于人直至对手屈服。纵横之辩，陈说利害，或引诱，或欺骗，或威胁，绞尽脑汁而无所不用其极。而庄子之辩，所言不多，也无咄咄逼人之势，往往是“听亦可不听亦可”的态度。可偏偏就是这样，在庄子若有若无的说服中，往往有一种超乎尘世的智慧，和灵光闪现的思想，令人不得不赞叹；而那一种不为外物所左右的轻灵，又使人不得不信服。就在寓与游的共同作用下，庄子之辩，往往能不战而屈人之兵。这种论辩风格，在诸子百家中可谓独树一帜。偏偏庄子又不喜论辩，将事物的真相或矛盾摆在你面前，留下一个个烦恼思考的思想，她却化身蝴蝶或大鹏，在天际或者花间无言地看着烦恼的世人。

游、寓、辩，共同组成了庄子的汪洋恣肆，组成了庄子的文字特点，更代表着庄子徘徊于尘世边缘的灵魂状态。天下游者众，寓者众，辩者众，但能为逍遥者，仅庄子一人，亦恐无后来者矣。

今天复习了一下自己的space，觉得博客这个东西实在是有趣，有点时空胶囊的味道。看着自己以前的或慷慨激昂或嬉笑怒骂或颓废萎靡的文字，仿佛很多的我环绕在我身边，恍惚间好像在看自己的相册，看自己一天天长大，或者看自己一天天被世俗吞没。有成长的欣慰，也有老去的喟叹。

身边的同学不知不觉又换了一批，有的时候我甚至发现我开始以身边环境的变化而不是我自己的变化来作为划分我生命阶段的标志，并抽风似地偶尔对此感到郁闷。可是时间就在我郁闷时流过，在我发呆时流过，在我纳闷他什么时候流过的时候流过。我不能阻止时间，就像我不能阻止正在我身上发生的变化。我还年轻，还不想死，所以我本能地为了适应环境改变着自己。这让我想起了《face/off》里面的archer，虽然为了工作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但是仍然固执地留下了儿子被射杀时留在她身上的伤疤。很多事都在改变，但我们总会用生命去保留某些东西，因为它的存在证明了我们的曾经存在。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片菜园子就是我的伤疤，虽然代表的并不一定是快乐的回忆，但至少是真实的。

在来人大以前，写的东西更多的是评论，比较入世的东西。来人大以后逐渐变成了碎碎念的回收地，写的东西越来越出世。不知道是人大文学院的环境熏陶渐染至此，还是这一段时间内在环境改变给我带来的影响大过了外在环境的改变。每天渴望着工作，渴望着有所适事，始终不知道自己在逃避什么。

有些东西不写出来，明天就不复存在，就像我死了，在世界上除了几个因此悲伤却短暂的生命，什么也不会留下。但，从混沌理论上讲，我的存在还是不可避免的改变了世界上的某些事，乃至对未来造成天差地别的大变动。所以，我在现在记下这些貌似卑微的心情，并奢望他们某一天可以走向永远。

“为配合精英教育，两个月后，目前国内最漂亮的高尔夫球练习场将在厦门大学投入使用。届时高尔夫球将成为厦大管理、法学、经济、软件学院学生的必修课，每个学生都要学会打高尔夫球。10月14日，在山东大学参加高校合作与发展论坛的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语出惊人。”(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

 

首先要热烈庆祝，厦门大学的学生在某方面已经达到了比肩乃至超越国际一流大学的水准。试问耶鲁还是剑桥的学生能做到全会高尔夫？试想不可一世的世界名校学生来到厦大，却发现：不会打高尔夫？你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说话！我们中国学生牛逼阿！

不过，我们的学生玩的档次上去了，学的档次却没见涨。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这回来个反其道而行之，没学会怎么挣钱却先学会怎么花钱了。不知道一旦有的学生走上社会发现自己会打高尔夫却打不起，是一种什么心情。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好歹也算一项职业技能，以后实在不及还能做个球童啥的。

其实莫说厦大的学生，就算是北大的学生，你就能说他出来之后就一定是社会精英？也许会是精英，但须知精英是在社会中磨砺出来的，你厦门大学敢说你的那个学生出来就能运营一个ms一样的大公司?估计有的学生让他运营一个wc都收不明白手纸钱。中国大学生就业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学生眼高手低，现在学生还身无长物，就先学会了享受，而且未来还未必能享受得到，对其未来有什么好处？更何况，没有高尔夫的时候难道就没有精英了？不会高尔夫难道就不是精英了？这种事情，可谓无用。

从客观上看，在中国这个全国人民都在担心怎么能让有限的土地长出更多的粮食的国家，拿出大片的良田让一群有钱人开着残疾人代步车满世界找小球，本身就是一件不太合国情的事。你要打，可以去澳大利亚中部，大沙漠随便你打；如果打得准，也可以去智利从南向北打，只怕智利狭窄的国土不够我们的精英挥杆的。可是在中国，这绝对不是一种应该提倡的活动项目。主观上看，全国人民一起培养大学生，难道是让你学成之后整天打高尔夫球的么？要打高尔夫，也是那些共和国的功臣，勤劳工作一生的劳动者，才有资格；什么贡献都没有做，肩头还浮着欠下的全国人民的债，哪里有资格优哉游哉？主客观都说不通，可谓无理。

这种事发生，其实也算不得偶然。在中国，这种以打球这类的事论成败的所谓“精英情结”可谓由来已久。从舞厅歌厅到呼机手机到保龄球高尔夫，中国人始终在以消费娱乐的水平来界定成功人士或精英人士。换言之，中国人心中的精英是指那些吃得好玩得好的人，却和人本身的素质关系不大，比如厦门远华赖昌星的事情被揭发之前他被人们当成精英，沈阳刘涌也是一样。这种暴发户乍富狂喜的“烧钱”心态，在改革开放几十年后仍然深植在中国人心中。这不能说是素质云云，只能说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相比之下，在生产力已经高度发达，市场机制和人的市场意识都更加成熟的发达国家，人们更多注重的是一个人创造价值的多少。所以美国的精英们挣了很多钱却不花很多，或者投给慈善事业；中国的“精英”花了很多却挣不了那么多，于是往往被投入牢房。我不是说外国的月亮圆，美国当初也有这个迷茫的时期，所以我们不能逃避，必须直面现在这个必然而又不必要的问题。可见，中国人的精英意识本来就有一定的问题，当世的人这么认为，也就罢了；但还要把这种思想灌输给下一代的国家栋梁，指着球场告诉他们，你们以后就可以挣大钱，过这样的生活。这么做要么居心叵测，要么sb一个。不是无耻，便是无知。

其实在种种表象的背后，最根本的，还是当前市场经济大潮下中国人急功近利的心态所致。看着一笔笔的钱，谁都心动。于是不再有人肯踏踏实实干活，都想着自己也出来冒个泡出个名。于是产品还没完善就敢大做广告卖给消费者，于是营销人员赚得比研发人员都多甚至有人敢高喊“产品次之，品牌最高！” 于是学术研究若有所成就像母鸡下蛋般奔走呼号到处开讲座到处混评委跑肚拉稀一般一本接一本地出书。一切都是那么喧嚣浮华。说起来，中国已经有20年没出过真正的经典，没有过真正的大师。有人说社会安定啊，非乱世不出人才。这种人活该在乱世被乱枪射死。说到底，还是没有人肯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因为大师都是生前凄凉寂寥身后流芳千古，而现在的人但凡有成为大师实力的大多都不甘于生前寂寥。因为大师要后积而薄发，而现在的人更多的是早泄般得有点发点。厦大这种没拉屎就揩屁股的做法，正是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思的真实写照。

大学是培养人才的摇篮。人才，须得先成人才能成才。人，则是吃五谷杂粮，来自人民服务于人民最终在造福人民中实现自我价值的大人，而不是一朝得志肆意挥霍的小人。如果连高校都早早就让急功近利之心蒙蔽，作出无用无理无知乃至无耻的行为，则民族的明天，怕是要多出几分阴霾。

黑暗，安静。于是我感到充实。白日里那些被俗务纠缠的思绪一缕缕飘散出来，悠然在脑海，温柔地不让我休息。

 

对面楼还有一盏灯亮着。

 

都上了大学了，为什么还不让自己素质一点呢？慢慢觉得，自己经过了九年收钱的义务教育和思念的高中生涯加长版以后，除了知识几乎一无所有。今天的我们，掌握的纯理论，远远超出我们日后工作的所需；我们缺少的思想，能力，修养，风度，却没有人交给我们。

 

疯狂地修理各种各样的电脑，助人为乐。因为，有一腔关爱的热血无处泼洒，有一种感情失去了客体，于是就在“热心”的旗帜下大肆泛滥。我享受着被人需要的快乐，虽然我也会意识到这种被需要只不过是被另一个人需要的替代品。意识到虚假却戒不掉，悲剧大多因此而起。

 

人类究竟是因为执着于虚妄之事才有了今天种种恶果，还是因为坚持着不可及的梦想才有今天的成就？谁也说不准，因为历史就是这样，历史已经是这样，没有假如，只有接受，面对。

 

爱情会随着距离变得疏松吗？会随着距离变淡的爱情还是真正的爱情吗?如果不是，那么有了道德因素的爱情，又算是爱情吗？如果不是，那谁敢说自己的爱情中没有道德？谁知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此时此刻，我仍在心中痛着，并庆幸这痛的存在。爱能刺痛心，至少说明爱还在。为什么还在？又何必去问？爱又能走多远？我坚信是永远。也许不可能永远和某个人在一起，但爱，是你不能够否定的。它就象身上的一个伤疤，无论被时间冲淡至何种地步，你都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因为它就在那里，永远在那里。

 

爱情本来就是生殖的副产品。可是人们却舍本求末地把它捧到这样的高度。thanks to it,人类由此成为了人。

 

夜深了。黑暗中倦意与思想搏斗，我则是他们的战场。听者班德瑞的dream catcher，觉得这黑暗里有大光明。或者说，在太阳喧嚣浮华的光芒过后，人本身的光辉才能在夜晚发散出来。柔和，睿智，却脆弱，无奈。

 

黑夜中清醒的人是痛苦的。而我将要结束这种痛苦。晚安。

最近想起胡戈是在一个周末的晚上，看过了最新的搞笑短片《中国队勇夺世界杯》之后，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个引起了血案的馒头和那个做馒头的人，进而想起了他最近的一部作品《鸟笼山剿匪记》。一声叹息。

看过那个《鸟》片的人一定会有和我一样的失望之情。平庸的技巧，平庸的剧本，平庸的片子，虽然片子的清晰度比《馒头》强了许多，之前的宣传也比馒头更加轰轰烈烈，可片子公布前大家——包括投资方和胡戈本人——都忘了制作《馒头》和真正去导电影完全是两码子事。所以当胡大厨高声宣布“我要认真了”时不知有多少怀念那馒头味道的食客流下了激动的口水，结果却等来了一道捏着精致小褶的——馒头。

馒头有褶吗？有褶的那叫包子。那有褶的馒头是包子吗？是馒头吗？都不是。

胡大厨为什么要给馒头捏褶呢？只有胡大厨自己知道。但是，我们不妨猜测一下：胡大厨本来是水案出身（原本是中国最为有名的后期音频制作人之一），自从那一次不小心做了一道馒头，大受欢迎，更兼某著名人士亲口称赞“馒头不能这样好吃”，名声鹊起。变成了胡大厨的胡水案于是飘飘然了，决定专心致志作世界名大厨；又觉得作为一名真正的大厨只会做馒头未免难登大雅之堂，于是立志向更高的层次迈进——做包子。这带褶的馒头，敢情就是我们胡大厨的转型之作。

胡戈是靠讽刺名导起家的，起家了又要成为名导；就像太平天国靠着推倒皇帝的口号发展起来，壮大了自己却要来作皇帝。这种人从历史上给了自己一耳光，所以往往也要再吃历史一耳光。胡戈《馒头》的最主要成功之处，并非他的短片制作技术空前绝后——想空前有《大史记》，绝后就更是梦话——而只是因为他在一个很恰当的时间讽刺了一个很恰当的对象而且很恰当地表达了大众的心声。可惜胡戈以为这全是自己的功劳，于是好好的音频制作也不做了，误入歧途，做起了名导演梦。《鸟》片中对那些名导的讽刺完全是胡戈自己的一厢情愿，要说是炒作的话我也没设么意见。没有了群众的感情基础，也就难以引起群众的共鸣，放到网上被人啐了，也就在情理之中。而那些越来越不恶，甚至开始向高雅靠拢的恶搞，也实在让人提不起胃口。要说那是高雅幽默吧，还真就看不出那里高雅了；人家胡导演又不屑于做原来那样的“小打小闹”“低级趣味”，于是就有了雅俗共不赏的《鸟》。

自己有名了就开始看不起过去的自己，这种人是最可悲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胡戈也够可怜，陈凯歌的诉状也没能把它怎么样，反倒被另一个小子公开把他的成名作给否了，更加可怜的就是那个小子其实就是几个月以后的自己。

胡戈其实也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在现在的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不知道自己该去干点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看不起自己的“馒头”而整天琢磨着加点褶塞点馅灌点汤好让自己也上上档次，最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还要叫：爽！其实馒头就是馒头，馒头自有馒头的好处，做馒头的人自有爱吃馒头的人追捧，又何苦去附庸风雅去做什么会蒸包子的“名导演”——况且那也算不得什么风雅。现在的社会上什么都缺，唯独不缺人，特别是导演和官这类动口多于动手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就好像每种面点都有自己的特点。灌汤包虽然精致，却难以让人吃饱；馒头虽然“朴实无华”，却是大众最为喜闻乐见的面食，更不消说能把馒头作的卓尔不群，则更见厨师“大巧不工”的境界。做人又何需要像灌汤包一样精致风光，做一个馒头一样踏实而被大家喜欢的人，又岂不快哉？

有句俗话，叫“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可是现在不同了，豆包们仗着自己肚子里有点东西，开始笑话馒头了，甚至有些馒头也开始看不起自己了。这样下去，我们以后就真的没干粮吃了。所以我说，同志们，想要出息至少也先得能正视自己，能瞧得起自己，别拿自己不当回事，别拿馒头不当干粮。

作为诗经中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法，其在诗经中的分量和文学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对于兴的含义，前人早有解释，“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朱熹《诗集传》）详细言之，“兴”即是诗人先见一种景物，触动了他心中潜伏的本来的心事或者思想感情，所发出的歌唱。这一解释表述了数千年来中国文学界对兴的概念的主体想法，但对于这一解释，一直以来也不乏质疑之声。晚辈不才，对这个问题，说一点自己不成熟的见解。

传统对兴的解释，基本上是建立在经典的诗经注本的基础上，尤以毛诗为主。举例，毛诗在注释关雎一篇时写道：“兴也。关关，和声也。睢鸠，王睢也，鸟挚而有别。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睢 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这种后妃之德的说法虽然不为后世广泛接受，但是对兴的解释却流传至今，即认为兴是“自觉地借助某些外物，传递内心思想或情感倾向的一种诗歌艺术创造行为。”

由兴的这一定义，可以提炼出几个讨论的焦点词，即 “外物”“感情倾向”“自觉”。

首先，诗经中起兴时，对外物的选择是否有着固定的指向性？在网上可以搜见赵沛霖先生在其《兴的源起—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一书中提出：“《诗经》中凡以鸟类为‘他物’起兴的诗，其‘所咏之词’多为怀念祖先和父母；以鱼鸟类为‘他物’起兴的诗，其‘所咏之词’多为爱情和婚媾。”并认为兴辞在《诗经》中体现了“广泛的一致性”。这个结果从理论的角度上看，显然是令人兴奋的，但从诗经本体出发，却难以得到有力的佐证。如：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周南·桃夭》）

园有桃，其实之殽。心之忧矣，我歌且谣。（《魏风·园有桃》

 

鲂鱼赬尾，王室如毁。（《周南·汝坟》）
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娶妻，必齐之姜。（《陈风·衡门》）

 

桃”可以引起婚嫁之事，亦可以作为忧虑已极的心情的开头。“鲂鱼”可以是思念夫君的起兴，也可以引起对美好女子的爱慕之情。以此两例足见，诗经中若单论起兴的内容，其选择还是有一定随意性的。而且，从诗经形成的过程来看，由于国风部分采写自不同的地方，不同自然环境下，人对同一景物的认知也是不同的，所寄托的感情自然也是不同的。因此，非要说诗经中对外物的选择有特殊的指向性，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

但是，虽然不存在必然的指向性，但是也不能说诗经的起兴完全是非自觉的，或者说起兴仅仅是出于韵律的实体结构的形式需求。支持非自觉说得学者常以《大雅·桑柔 》中同一起兴下感情的前后矛盾作为佐证：“大风有隧，有空大谷。维此良人，作为式谷。”“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常见的解释是大风之来，自有其道，而贤愚所行亦各由其性，这种说法确然给人以十分牵强的印象。但这种牵强的印象，并不是诗的本身带给我们的，而是我们无法从诗中起兴的描写里获得与下文统一的感情，或者说，面对同一景物我们和古人的心理感受并不一致，甚至由于时代的变迁这一意象的实景于今已不能得见，而导致对这一意象的审美缺少必须的感性认识基础。对于一部横跨千年的诗经来说，这种情况的出现简直是必然的，不必在这一点上过于深究；而除此之外，诗经中的绝大多数意象是今人可以想见的，无论是蒹葭苍苍与水一方，还是燕燕于飞差池其羽，都可以深深引起今人的共鸣，因为它所描写的意象至今仍然存在，今人可以直接了解他们，并将心中产生的感情与诗经中的内容对比而产生共鸣。或者说，我们今天对某些景物的感情认知，就是由诗经建立，经几千年沉淀在文化中潜移默化灌输给我们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人学习诗经，往往最先接受的不是诗的本体，而是其起兴部分。

因此，我个人的意见是，诗经中的起兴，并不是一个绝对固定的“感情——意象”的投射，但是其对景物的选取，必然是经过诗人自身的认识主观选取的，反映其感情的意象。即使是上文中所提到的“桃”这一意象所表达出的不同感情，如果将其意象更加广义化，即将意象“桃”细分为“夭夭之桃”与“殽实之桃”，也不难看出其中包含的不同感情。更何况同一意象表现不同感情，即使在楚辞唐宋诗词中也是多见，没有必要对诗经过于苛责。如果这样明显的审美取向都算不上典型的话，也就没有“意象”这一说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诗经的起兴不仅是对诗人内心感情倾向的反映，更是先人对中华民族审美取向和对景物的感情倾向的一次确定和高度概括。这种取向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与生产方式，并融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之中。所以几千年后，我们仍然会为诗经中的描写所打动。这种力量，决然是单纯的为结构形式而存在的文字所不具有的。

意间被人踩了脚，抬起头，看到一对蔚蓝的眼睛，一幅抱歉的神情。
“对不起。”她用很不熟练的汉语说到。
忽然我觉得很愉快，我也用尽量标准的汉语对她说：“没关系。”
对不起。no sorry.
也许是我小题大作了。但是，我真真感觉到了，一种语言的崛起，一种文明的崛起。
或者，一个民族的崛起。
外国的专家来到中国，说的是英语；中国的专家去到外国，说得也是英语。过去似乎，一直如此。
以后呢？
我充满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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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一个避风的港湾。
？
真的吗？真的是人穷才返本吗？只有落下的叶才会归根吗？
那不是你选择了家，而是你除了家以外没的选择。
试问天下这么多所谓有家的人，如果你们有的选择，会选择家么？在免费的美食珍馐，抑或无需负责的温柔乡前，你还会记起家这个字么？或者，那在你的脑海里，仅仅是那些奢华梦的廉价而充足的替代品？
不是的，不是的。我可以告诉你。家不是你休息的最后港湾。家是你无论如何也要保住的，最后的防线。家只属于愿意担当责任的人。
而当每个家里的成员都这么想的时候，家，才是至高无上的心灵归宿，最为纯洁和永恒的精神家园。

 

 

 

 

 

 

           夜火

夜更深了，

黑暗从心中蔓延开。

冰冷的黑，

阻塞我的呼吸。

 

于是，火堆被点燃。

投入英雄般的薪柴，光照千古的史诗，

让我们得以偏安于余光的一隅。

我们轻松，我们欢愉

肆意地放纵着，

小心翼翼地苟且在光与暗的边缘。

 

只有飞蛾，他已经冷眼看够了我们。

抖一抖翅膀上的积尘，

纵身飞进了光明。

 

                     无题

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

七年，八年，九年。

十年，十一年，十二年。

 

凡此十二年，

同一时间，

同一地点，

同一声音，

将数十个人，

引入同一样的人生。

今天看李敖文集，谈及对中国大陆现行政策的态度，虽然李敖在字里行间透漏出对中国民主现状的无法肯定，但是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据某杂志报道，一群教授去甘肃省考察，发现居然有相当一部分那里的中国农民，姑娘家长到十八九岁，居然还没自己的裤子穿。李敖对此评论道：“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自由民主重要呢，还是然后十八九岁的大姑娘穿裤子重要？”又有一个故事，说是美国总统卡特曾经在和邓小平的一次会晤中，提出为什么不给中国人民迁徙出境的自由，邓小平笑答：我们给，你们美国人要不要？

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李敖这几行文字无疑是中国现行政策的最好注脚。虽然不可否认，中国现行政策的民族开放程度有待提高，但是就是这样相对紧张的政策，保证了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这里要澄清一个事实，所谓一穷二白，指的是工业基础基本为0，国库完全空空如也。从这样一个中国，到现在的中国，不能不说，无论现行是怎样的政策，只要能让老百姓活下去，活得好就是正确的政策。毛泽东时期的政策是好政策，邓小平时期政策也是好政策。而对于绝对的民主，在中国还有10亿农村人口，数亿尚未温饱的人口的现在，即便实现，也不过是吃饱饭人的民主。所以整天叫着要民主自由的愤青粪老们，还是多关心关心身边饥寒交迫的人把，这比你们投几张票，唱几句不着调的反调，要有利于中国的多。

最近正在看号称中国营销第一人的刘永炬老师的《品牌苦旅》，颇有所感。刘老师不愧为营销学大师，对自己的推销可谓无孔不入，时时刻刻提醒读者：中国的市场现在什么都不好使，就是品牌最大。谁能做品牌，谁就牛逼；谁能找我帮着做品牌，谁就大卖。嗯嗯，我承认最后一句是我自己加的，不过我没办法不这么理解，毕竟刘老师就是靠自己营销或者营销自己才成为大师的。
刘老师在书中不断抛出新鲜理论，猛烈冲击着我等后辈的市场价值观。先是把中国的市场描述成一个绝对同质化的市场，咱们的东西都一样，谁宣传的牛逼，谁就可以漫天要价。把中国的消费者描述成只买贵的不选对的的傻逼，只要这个品牌卖得贵，我就卖，就说明我有钱，我牛逼。大开眼界啊。原来所谓耐克，只不过是大博文卖得贵一点。由此我也可以创造品牌，找到楼下卖土豆的，让他把土豆卖到10000元一个，然后去做宣传，说比黄金还昂贵的土豆，只奉献给比黄金还尊贵的您。然后这个土豆就火了。草，我都不信。

哪个品牌不是靠着产品质量才起家的？哪个产品失去了自己的特色还能在市场上生存？我就不信耐克以后每双鞋都照抄别克的大上各条就能照卖耐克价，刘大师您以为宣传设计专利售后都是不需要钱的啊？我知道您是想宣传一下品牌多么举足轻重您多么一手遮天，不过也没必要这样吧？

要我说，品牌贵，自然有贵的道理。且不说产品本身的做工，NIKE的AIR MAX技术开发不需要钱？IBM的THINKLIGHT专利不要钱？你去买别的品牌他们做得出来么？就算是技术垄断，人家也有垄断的资本。而且，选择品牌等于选择信誉，拿笔记本电脑来说，神舟电脑的性价比高是出了名的，可是兼容问题也是出了名的，出了问题，你能想象神州的客服像IBM的蓝快一样迅速地解决你的问题么？也许你买了IBM，没出问题，你觉得你为了客服多付出的那部分钱不值得；但是一旦出了问题，什么重要资料一去不复返，后悔就来不及了。所以，尽管IBM从来不在电视上做广告，但是一旦你要买一个适合商用的笔记本，只要你手头不太紧张，你绝对会想到小黑，而不是那漫天飞舞的什么“几千几百八十八，OOXX抱回家”。

要上课了，回来再接着说。

amei在她的space中提到湖南卫视的新节目《变形记〉，这是湖南台最近推出的又一档真人秀节目。第一季是城市和农村两个男孩（大概10岁左右）生活互换7天，迷上网络的魏程去了青海的农村，而农村娃高占喜则来到了繁华的长沙。。。。网友们对于这个创意众说纷纭，厌其残酷的有之，也有人认为这会使孩子更加发奋，找回自己的方向。

我只想问：那么多观众在电视机前等着看的，是孩子的发奋呢，还是孩子的心灵被创伤呢？

当我们品尝着狗肉的鲜美时，我想，我们没有资格去批评杀狗的厨师缺乏爱心。我们本身，就“动机不纯”。

当那些媒体商们大笔大笔的数钱的时候，大家都把矛头指向了传媒，却没有几个人能看到，给他们钱的人，帮他们提升收视率的人，真正把孩子们推向残酷的前台的，正是我们那往往盖过良知的好奇心。

就像清华泼熊的学生刘洋。他也只是好奇。可是他却把另一个生物的痛苦，当作满足自己好奇心的筹码。

我们假设我们都不知道熊是否怕硫酸，那么如果熊真的不怕硫酸，他的行为就可以得到原谅了么？

如何做出反应，那是孩子的事；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把别人推下井后那人又爬了上来，就高兴地宣称自己做了一件无愧于天地的事。

所以如果哪个农村孩子并没有体味到梦想破碎的感觉，这些人就是道德的么？这些只为了钱的制作人，这些无聊的，把别的生命当作试验和儿戏的冷血看客们。

也包括我。我承认，如果有这样的节目，我也会忍不住去看。

可是今天我要给自己一记耳光。

我没有权力给每个看客一记耳光，但我期待着某些事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