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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为了保证人民基本的生活需要，国家在放开其他产业的同时，仍然紧紧抓住农业不松手。为什么？因为农业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同时也是全国人民的生死存亡问题。从巩固政权角度来看，在过去，必须要让人民有饭吃，否则社会将会出现动荡。换句话说，农业问题的重要性，值得国家亲自掏腰包。而今天，在人民生活水平已经大大改善的今天，是否应该考虑，降低这个“国家亲自掏腰包”标准的门槛，让教育和医疗事业也进来呢？因为在今天，人民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温饱了，国家的建设目标也在向“全面小康”迈进。可是如果人民吃的起米却吃不起药，上得了街而上不了学，仅仅满足于“不饿死”，能算得上是小康么？所谓“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任凭某些专家说得再好，一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中国大多数人生不起病，上不起学。如果你说这些产业化失败了，那么毫无疑问我们要另辟蹊径；如果你说他们成功了，那么所谓的成功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样的成功又有什么用呢？

诚然，我们不能一味地厚古薄今，应该看到，人民的医疗教育水平虽然不高，比起过去还是要强得；虽然以前完全实行公费医疗，但是人均寿命和健康状况仍然是今天较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提升是和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不相匹配的，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一片大好的今天，群众本该享有更好的医疗和教育待遇。好，但是不够好，这就是体制上的问题了。

对于医疗和教育产业化，我个人认为，在人民生存已经不成问题的今天，教育和健康已经成为人民的主体需要，中国要想真正建设和谐社会，仅仅满足于喂饱老百姓是远远不够的。医疗，教育，已经上升到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高度。在这样的要害部门，任凭其产业化，是不明智的，就好像能源、粮食部门不能搞完全产业化一样。中国需要发展经济，但是不能从这些方面发展经济；老百姓并不在乎人均gdp多个百把美刀，大家只希望能看起病，能上起学。所以，教育和医疗机构，是绝对不可以以营利为目的的。据笔者所知，现在许多医院学校虽然号称事业单位，但也已经从政府脱离开来，自负盈亏。敢问如果一个单位自负盈亏，那么它还能不想方设法营利么？所谓“所有制不变条件下的医疗改革”，不过是一块遮羞布罢了。学校也是如此，而当今的教育制度，重高考择校制度，无疑加剧了这种有利于经济无利于民生的恶性竞争。

原来的医疗教育制度难以获得理想的效果，问题不是出在制度本身，而是因为没有好好的执行。机关浮肿，人浮于事；大锅饭，不思进取；贪污腐败，缺乏责任心和自觉性。这些问题，根源在人，却不在制度。要改革，理应是改掉人，现在却把不该改的政策改了，该滚蛋的那批人却还在那里继续钻另一套政策的空子。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改多少次也没有用；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一次也不用改。中国的问题，往往出在人上。而止不住腐败就干脆把整个政策改革掉，就好像治不好近视眼就干脆换角膜，未免有偷懒之嫌，更不消说此举等于宣告“国有就一定会腐败”，显然是荒谬之极。

如果教育部门和医疗部门由国家统一管理，会不会成为国家的负担呢？负担是一定会有的，但是要看像对于解决全国人民医疗教育问题这样的结果，这负担值不值得。以医疗为例，现在的药价虚高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而若把所有问题都推给药厂或者医院，也不合理。毕竟家家都有难念的经。真正的问题，在于混乱的药品采购机制，在于繁多的中间销售环节，在于不透明的销售机制，在于环节中部分人疯狂地聚敛金钱。如果药品供销重新由国家掌握，便可免去许多烦恼，药价决不会像今天这么贵，感冒也不需要去花个几百元作一个ct。没有哪个国家的医疗事业是靠着这样的暴力才能生存的，我们中国也没有必要去惯这个毛病。同时加大对“医疗公务员”的监查力度，坚决杜绝贪赃枉法。这样的话，国家即便真的负担起医疗行业的开销，其负担也不过是现在全国医疗开销的一到两成而已。

有人怕这样会触动既有利益，导致生产积极性的下降。我倒觉得大可不必担心。如果说今天的医疗行业是个金饭碗，那么理想中的医疗行业因该是铁饭碗。在中国，铁饭碗还是很吃香的，从每年报考公务员的热度就可见一斑。也有人认为看病难其实是医疗部门没有真正市场化的原因，其实我们寻求的是真正的国有化，而官僚腐败并不是国有化的；诚然现在看病难的确与地区保护主义和官僚主义有关，但是国有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处理好细节就有望成功，而产业化带来的对利润的追求导致竞争进而导致药价上扬，这样的结果是现阶段我国广大人民无法接受的。教育部门亦然。

有人可能要拿出欧美发达国家的例子来证明产业化的好处。但是请你注意，美国是什么经济状况，美国是什么人口状况，再请你打开历史书看看，当美国的社会生产力和人均收入和今天的中国相仿的时候，是不是考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发展起来的？远的不提，看看二战后的日本，是如何崛起的。应该说，二战后日本经济虽然遭到惨重打击，但其深厚的工业技术基础加上西方国家的大力援助，再加上日本当时人口稀少，其境况也与我们相若，发展经济的欲望甚至有甚于我们。他们的卫生教育事业，又是如何发展的？难道日本人不知道免费医疗和教育会影响他们的经济发展吗？当今中国的问题，决然不再几千亿的gdp上，顶着数值不放，却忽略了人民的幸福的健康，只会让我们的经济发展成为第二次大跃进。将医疗和教育事业收归国有，只要解决了“人”的问题，让这种政策正确地得以贯彻，对国民素质的提高将是不言而喻的。事实证明，一个大国的崛起，需要的并不是每年多个几千亿的gdp，它需要的是高素质的，由着健康体魄和健全思想的国民。

红楼梦无愧为中国文学史乃至人类文学史第一奇书。其内涵已到了无法以“广阔与否”来形容的地步。套用狄更斯的一句名言，她什么都没讲，她什么都讲了。一部红楼，无论从什么角度解构之都不为过。究其原因，在于红楼以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为基础，创造出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从这个角度上讲，把红楼世界看作一个小小宇宙也是未尝不可。你可以怎么研究宇宙，就可以怎么研究红楼梦。再者，红楼梦中悲剧的深层次原因，是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是人类感性与理性，审美与功用，道德与现实的永恒矛盾所在。这种深植于人性的感情，使其悲剧性能够超越时空而永久不灭。

个人认为，红楼首先是曹雪芹自己生活的一个缩影。设身处地地融入情节之中，将自己想象成曹雪芹一样阅尽繁华衰败的人物，就不难在字里行间过体会出深深的队昨日的怀念和“繁华落尽，人生无常”的感慨。

红楼中的神话色彩，使曹雪芹对生命本真探寻的过程。应该说，如果没有警幻仙境，没有玉石前缘的描写，红楼梦仅仅是一部很平庸的小说，至少没有今天的地位。正是小说中处处挥之不去的对前世今生的结构与照应，使得对人性的探求可以超越人的生命本身，上入天堂下达地狱，不受生死轮回所限，从而超越一切功利性，进入最本真的审美状态。

当对道德的探求超越了历史环境的局限，超越了尘世的一切功利性，而完全回到人性本身，问题就变得既简单又复杂：现有的道德与人性是矛盾的，而且永远无法统一。简单到残酷。

实际上，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地方，即所谓“人性”之所在，即在于对已有现实的超越欲。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性及其产物是永远不可能与现实媾和的，始终是超越性的。而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就那个年代时而言，道德永远是与“人欲”对立的。而道德不总是正确的，人欲不总是错误的，人类就在道德和人欲的挣扎中，如正弦曲线般浮浮沉沉地走过了历史，走到现在。人类追求的一切，从来是（追求之时）无法实现的，人不可能完满，必须在人欲和道德中选择其一；而无论选择了哪个，又永远不可能将其发挥到极致。人类永远不会圆满，但又将永远存在。这就是人类存在最根本的悖论。

红楼梦正是将这种悖论，这种人性的悲剧性发挥到了极致。在我看来，曹雪芹并无意塑造完美的反传统，反道德的形象，比如宝玉对他父亲总有根本上的畏惧，对于所谓“迂腐的学问”不屑一顾，本质上也是从一个迂腐到另一个迂腐，五十步笑百步耳。对爱情，虽然与黛玉倾心，却总放不下宝钗的温柔贤淑。须知，温柔贤淑，在任何价值观下都是美德；而黛玉的种种小脾气，也不尽都是好的。传统也有可取之处，反传统的也不都是更好的。所以才有了宝玉的左右徘徊，所以才有了一段因果孽缘而不是天赐良缘。而这种徘徊，则是人在生命中于现实功利和理想审美间的彷徨的真实写照。须知理想虽美却未必能使你继续生存下去，现实功利看似俗不可耐但它从根本上对人类最基本欲求的满足是每个人不可能也不应该拒绝的。

大观园上下次要人物的描写，虽不是简单的敷衍了事，但也决不像某些红学家所言那么字字珠玑。首先，这是完善故事情节，更重要的，完善这本小说的世界观的重要步骤，是支撑起这本书的精神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很可能是曹雪芹早期生活中众生相的投射。就我个人看来，这些人纠杂在一起，不仅推动了故事暗线和明线的发展，更在角色不断互动中，展现出“众生芸芸”的“芸芸”状；又极写荣宁二府的上下关系，往往先有其人，再回过头来解释他的身份，刻意使人物关系模糊复杂，让读者摸不着头脑，却又不使这种复杂影响读者对表层意思的理解，正是想突出人生根本的荒诞性与人在生活中的盲目性。

大观园作为故事的舞台，在小说开始一段后使建成，从其建成的原因来看，正是荣宁二府对权势追捧的结果，是封建道德伦理的产物。元春省亲一节，亲人之间的封建礼数理所当然又荒诞不经，这一出出表演无疑给大观园的深层含义打下了厚重的基础。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一部《史记》，不知得到了古往今来多少人的赞美之词。不仅仅因为其在史学上的重要价值，更在于其卓越的文学和思想成就。

对于《史记》中气象万千的表达手法和表现出来的气壮山河的悲剧美，前辈学人早已有过详尽的论述，不敢再作赘述。然而细究《史记》中悲剧之美的根源，探察《史记》能够异于其他正史或野史而以独一无二的姿态屹立于文学之林的深层次原因，私以为尽在“超越”二字。对于此，诸位前辈阐之未尽，这里姑且作一小论。

何谓超越？就是指对某种既有极限的突破，这个极限可能是可见的乃至量化的实在事物，也可能是某种公认的道德或价值界线。这个极限的存在，一方面讲，小能够限制一个人的行为而保护其人身安全，大则能够规范一定历史时期内群体的思想行为而维护社会稳定。然而这种极限也限制了人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当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或者面对重要的机遇转折的时候，个人往往能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而群体则有可能实现思想的启蒙和社会的变革，这就是超越精神。

超越精神控制着人类不断挑战已有的极限，也使得人生的目标不断提升，直至超越人生本身，确立起对身后或者来世的目标。这种超越生命本身的目标，在西方往往是某种科学或宗教信仰；而在古代中国，则往往是对仁义信孝等等传统美德的追求。而这种超越理性乃至超越生命的追求，最终与残酷的现实碰撞出悲剧的光辉。

回过头看《史记》，从作者司马迁的身上，就能发现非常强烈的超越精神。他年少饱学，忠心不二，却不为汉武帝理解，反遭腐刑之苦。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刑不上大夫，尤其是腐刑这种带有明显侮辱色彩的刑罚，对于传统的中国士大夫，绝对是生不如死的。即便在《报任安书》中我们也很难推断究竟是他始修《史记》在前还是遭受腐刑在前（从《史记》内容的倾向性来看更可能是后者），但是有一点绝对是肯定的：尽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是司马迁最终选择了将《史记》这个更伟大的“后”留给了后人。《报任安书》中不难看出他决定苟活前的彷徨与痛苦，但是他最终作出了这样的选择，超越了传统的士大夫价值观念，从而为后人留下了这一宝贵的财富。

而这种超越精神，也被自然而然地带入了《史记》的文字中间，并成为了《史记》悲剧美的深层次来源。对于《史记》悲剧美的根源，一直有所争论。一说认为《史记》悲剧美的根源在于封建的道德观念，这种说法很难成立，因为直到今天，即便对于从未经受过传统道德观念浸淫的外国人，也可以从《史记》的故事中获得震撼，而项羽本纪作为《史记》中最有光彩的一篇，其悲剧模式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悲剧，又有几多相似。这种悲剧，更多地是基于某些人类共同的感情，而非一国的文化传统；另一说认为这种根源在于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这种说法很正确，但并没有进一步探究。为什么在面对现实立于理想的矛盾时，人们选择的不是屈服，而是全力冲击，粉身碎骨亦不足辞？还是人类内心深处的对既有事实的超越欲。所以，《史记》的悲剧，不仅仅是中国人或者中国封建文化的悲剧，更是人类的悲剧，人性的悲剧。也因为这一点，才使《史记》的魅力能够跨越时空，不受价值观改变的影响，愈久弥新。

这种超越精神，在《史记》中更多地以悲剧的形式体现出来，通过对历史人物悲剧命运的倾注心血地描写，司马迁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人在绝境之中奋起反抗，面对强大而不可更改的命运，用自己的生命作最后的抗争的壮丽画卷。项羽本纪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垓下之围，项羽只身带领二十八骑，面对汉军强势的追兵，完全不为所动，一如胜券在握般坚定坦然：

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馀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乡。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於是项王大呼，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这种气魄，那里是败军之将？分明还是那个力能扛鼎，所向披靡的西楚霸王。斩将夺旗，如同儿戏。这里司马迁赋予了项羽无穷的勇力。至于项羽到底有没有这般勇武，已经不重要了，正如对于此时的项羽，胜负也早已不重要了。他在败军的命运面前，在谈笑自若间暗自抗争，去完成对人生命运的超越。

如果说在这里仅仅能看出项羽的勇猛，那么乌江边的英雄末路，则是这种超越之殇的悲剧高潮：

於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义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原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於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馀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

这里的一段描写，更毫无疑问地大多数出自司马迁的“一家之言”。面对东山再起的机会，项羽仰天长笑，自言“天亡我”。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命”是不可违的。项羽认命了，但他还要把握自己的“运”。于是，他短兵相接，一人击杀汉军百计。他对悲剧现实响亮的回答：我承认我必定失败，但绝不输在现在；我只输给无形的“天”，但绝不输给任何面前的敌手。最后面对故人，他坦然地自刎而死，在他眼里，他并非被汉军击败，只是为了报答故恩而“为若德。”只有项羽自己才能打败自己，在司马迁笔下，项羽就是永远不败的战神。项羽所代表的悲剧精神，正是加谬所说的：“要对生活回答‘是’，要对未来回答‘不’”（加谬《西西弗的神话》）——即在绝望中怀有真诚的渴望，在绝对的失败中谋求永恒的奋进，在黯淡的世界里力求使生命富于价值这样一种精神，我们称之为悲剧的超越精神。超越精神“不是叫人逆来顺受、无所作为，而是一种抓住不放斗争到底的精神”（柯列根《悲剧与悲剧精神》）；超越精神又是一种将悲剧感导向崇高感的净化精神，它引导人们从人生的痛苦和失败中拔身出来，正视悲剧并与悲剧相抗衡，从某种意义上战胜和超越悲剧，走向昂扬和振奋。正如前所说，这以且应该仅限于司马迁的一家之言，那么这种超越的存在，也正是司马迁本人超越生死荣辱的真实写照。

除了面对生命的超越，司马迁还着力刻画了面对文化的另一种超越。众所周知，儒家是我国长期以来居统治地位的思想流派，后世史书，多从儒家角度，判断是非，裁定历史。而儒家一贯强调“中和”之美，《论语》中宣称“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艺术上，崇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人格上，则崇尚“温柔敦厚”。所以历来史诗中，往往只有顺应天意而成功的王者，却缺少反抗压迫而失败的勇士，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缺少失败的英雄。”但是司马迁却以直面人生的激情让他笔下的悲剧人物尽情地渲泻心灵的呼声和悲愤，极端地展露他们倜傥非常的人格，不肯调和地暴露历史的残酷性。从这个角度上讲，司马迁完成了一次对中庸精神的超越，他不吝笔墨所歌颂的人物，往往谨守忠孝却又不拘小节，个性飞扬而又不致轻浮。这种笔法，难以找出大段的事例，却作为一种精神存在在《史记》的字里行间。《伍子胥列传》中，伍子胥得知被赐死以后，高呼：

“嗟乎！谗臣嚭为乱矣，王乃反诛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时，诸公子争立，我以死争之於先王，几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吴国予我，我顾不敢望也。然今若听谀臣言以杀长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乃自刭死。

身为人臣，却诅咒王死国破，在传统观念中，乃是大不敬，吴王自然没有放过伍子胥，将其尸身沉入江中喂鱼。史书记载到此，也就当罢笔了。然而吴国人民又在江上为其立祠。这看似可有可无的一句，却是司马迁托吴国人民表达出了自己对伍子胥的肯定和惋惜。这种“明目张胆”为“反贼”“立祠”的行为，只有太史公敢为，因为在他眼中，孰是孰非早有公断，而拳拳爱国之心又哪里是君臣纲常可以束缚得了的？在人被伦压迫的年代，只有司马迁敢于高举人性的大旗。而最终伍子胥的预言成真，从另一个角度打倒了吴王，这种人性高傲而不可战胜的特性，则是司马迁借古人言说的又一次超越。

而在《伯夷列传》中，司马迁一反传统儒家的看法，借伯夷叔齐之口高歌：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適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反问古今，“怨邪非邪？”又借太史公之口，对他们的精神给与肯定。一直以来，伯夷叔齐背负着孔子的讥讽，实际是以他们为不识王道而备天命的反面教材。而司马迁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说法，把人性上升到与天命相当的高度，对于历史上在天命旗帜下的种种血腥行径，厉声质问“以暴制暴兮，不知其非矣！”这种勇气，这种反叛精神，这种对传统的背离与超越，无愧于“绝唱”之名。

鲁迅先生说过：“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司马迁正是将人类历史中人性、人的美、人的善与人的尊严被无情的践踏表现得淋漓尽致，使《史记》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具有超越精神的悲剧集。在《史记》中，好人往往不得善终，屈原正道直行，赤胆忠心，但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愤而投河；伍子胥忠于夫差，直言敢谏，却被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在《史记》中人性既脆弱又冷漠，戚夫人被妒恨的吕后制成“人彘”，令人惨不忍睹；项羽一代英豪，临死时将自己的身体送与同乡请赏，尸体被争夺得四分五裂。在《史记》中，充斥着整个世界的是利欲熏心、权力相倾、无爱的政治婚姻和冷酷的父子兄弟关系。在《史记》中，随处可见的是对帝王们辛辣的讽刺和讥嘲，以及对不公平的社会制度的怨愤和仇恨。但就是在这样的文字里，今人借古人的足迹，完成了一次又一次对人性的超越。